“就这样，我完成了出发的准备工作。临近七月底，我买了人们建议我携带的各种物品，包括新衣服、新出的胶片和照相机等。斯特宾教授好心地建议我带银溴胶片以及选择能够承受旅途湿润气候和北京干燥气候的相机。”

这几乎是罗伯特·德·赛玛耶伯爵（Comte Robert de Samalle）在其《北京四年回忆录1880.8 - 1884.8》中提到的唯一与摄影相关的内容。那是临近他动身去往中国的时刻，正忙着在普伦克和维特曼的店里订购一些化学物品，同时特别交代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在用锌衬里的盒子中，以确保它们被良好保存。

左图为赛玛耶伯爵本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他的爷爷让·勒内·皮埃尔·德·赛玛耶（Jean-René-Pierre de Semallé，1772 - 1863）十七岁时曾任法王路易十六的秘书。 右图是赛玛耶伯（也就是谢满禄）爵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知过堂建筑。

“一个和我一同在店里下订单的人同我攀谈起来，问我要去哪儿。我回答说，作为对外关系部的一名公务员，我和任何事情都有关系。他祝我一路顺风，并补充道，他不明白，我怎么能在住所还没确定的情况下离开法国去远东。”

没人想到，在一百多年之后，赛玛耶伯爵当时在“远东”拍摄的近千张照片，因被后人拍卖的缘故被重新发现。甚至，与当时的一些商业摄影师相比，赛玛耶的照片更具备历史与研究价值，因为借用职务之便，他总能拍下别人接触不到的画面。这个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中国的法国外交官员，作为一个非职业摄影师，无意中却留下了许多无人企及的影像资料，并被认为改变了圆明园的摄影史和建筑史。

赛玛耶伯爵在1882年前后拍摄的断桥残雪。

从赛玛耶到谢满禄

赛玛耶伯爵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谢满禄”。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并没有提，只是它出现在他的法文回忆录扉页上，一个抢眼的红印之中。

1880年2月，在三个国家空缺的二等秘书职位中，赛玛耶伯爵接受了中国的职位，并签署了二等秘书的任命书。1880年8月，赛玛耶伯爵以法国公使馆秘书的身份来到北京，受命于布雷领事，在北京居住了四年。当布雷1882年离开北京时，谢满禄被任命为领事馆代办。

若不是谢满禄的后人在七、八年前开始拍卖，他的这些照片和底片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因朋友邀请帮忙鉴定，历史影像学者刘阳接触到了谢满禄的照片，“一下子就把之前自己关于圆明园的研究颠覆了”。就这样，谢满禄成功引起了刘阳的注意，在他眼里，谢满禄的照片“研究潜力巨大”。

左图为赛玛耶伯爵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舍卫城大门，此时的舍卫城大门基本保存完好，雍正御笔 “舍卫城”清晰可见，舍卫城大门前的牌楼夹杆石也还在原址上。右图拍摄时间为民国中期，1921 年9月至1922年11月陆军十六师曾多次派大批车辆、人员拆毁舍卫城残余城墙，这张照片是日本人常盘大定、关野贞在这次浩劫之后拍摄的。如今，舍卫城遗址仅存东西北三面残墙，建筑基址已荡然无存。

刘阳也曾特意借《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研讨会的机会与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打了个照面，这位英国摄影史学家多年来致力于收藏、研究19世纪的亚洲摄影，曾出版《中国摄影史：1842 - 1879》。不过在关于十九世纪中国影像的研究之中，业内“一直认为1880年以后就没有非常知名的摄影师和作品了”。谢满禄并不像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 - 1921）、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 - 1909）一样，在被广泛研究的行列之中。

摄影术诞生仅有几十年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有着很大的区别。1900年以前，相比于之后，被拍摄下的照片非常少，同时，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的变化很小，用刘阳的话说，谢满禄在1880年在北京拍下照片中的景象，可能和乾隆时期的无异。不过，谢满禄在当时短短四年内拍摄的内容，囊括了法国使馆人物、法国及其他使馆建筑、宗教题材的作品、北京远郊建筑、三山五园地区建筑，以及北京其他重要的建筑。

谢满禄的回忆录，对他结束任期的返程曾有提及：“我本来希望我的马和其他物品能够在北京被我的同事买走，他们似乎更想要那些东西；但是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很忧虑，这些同事并没有购买的欲望，而是想尽办法来减少他们拥有的东西。”不知他所说的“其他物品”中是否包括他在北京拍摄的照片，但最终，这沉甸甸的九百多张玻璃底片被谢满禄经由轮船运回了法国。

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魁星楼。

谢满禄与圆明园

显然，谢满禄并非以职业摄影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在摄影方面，他更像一个爱好者。与商业摄影师相比，谢满禄的照片并非以出售为目的，也因此除了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囊括的部分照片，底片并没有被批量做成照片而大量传播。

但他并非不专业。虽然在回忆录里没有记载，谢满禄在京期间曾经拍摄过大量北京地区历史古迹的照片，其中以圆明园木构建筑照片最为少见。《西洋镜下的三山五园》一书，对谢满禄的拍摄所涉及的场景有详细介绍：赛玛耶伯爵在1882年前后对长春园宫门、海岳开襟建筑、法慧寺琉璃塔、西洋楼谐奇趣、方外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西门、圆明园舍卫城、濂溪乐处知过堂、断桥残雪、鸿慈永祜华表、宫门等处进行拍摄，是目前已知拍摄过圆明园木构建筑在1900年被彻底破坏前遗存最多的一位摄影师。

左图为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谐奇趣北侧，虽然距离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拍摄仅仅过去了5年，但此时的谐奇趣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原本三层的楼层被拆得仅剩下不到一层半，东西两座八角楼厅也被拆毁。 右图为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大水法和远瀛观全景。这张照片的拍摄角度和1873年德国人奥尔末的拍摄角度几乎一样，虽然两人拍摄时间相隔只有不到10年，但是大水法和远瀛观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

谢满禄于1882年前后拍摄的长春园海岳开襟。当时此建筑尚保存完好。这张照片是谢满禄登上海岳开襟岛进行拍摄的，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海岳开襟被毁前的木构建筑照片。

同时，谢满禄在1882年拍摄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后的木构建筑照片，“几乎改变了圆明园的摄影史和建筑史”。在这组照片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圆明园虽然被毁，但仍然是皇家禁地，西方摄影师无法涉足，他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西洋楼地区。但谢满禄不仅进入了圆明园区域，而且随行人员数量很多（至少有六人）。以照片为线索进行分析，他们从长春园宫门进入，拍摄西洋楼后，一路向西，拍摄范围几乎贯穿了整个圆明园。其中，他们拍摄了许多木构建筑照片，这些建筑虽然躲过了英法联军，但没逃过十几年后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因此，谢满禄的照片成为了研究这些建筑毁坏变迁唯一的依据。甚至，对于那些传说中有争议的建筑，他的照片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对话历史影像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

刘阳。摄影：蔡星卓

界面影像：谢满禄的中文名字是怎么来的？

刘阳：谢满禄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他没有说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的原名罗伯特·德·赛玛耶中的赛玛耶是他家族的名字，这个家族非常有名，在法国有一个小镇就叫Samalle，是以他家族的名字命名的。

界面影像：谢满禄的照片是怎么被发现的？

刘阳：这批照片之前从来都没有公布过，它们都在谢满禄后代的手上。谢满禄把这批照片作为嫁妆送给他的孙女当礼物了，他孙女到今天可能已经去世了。谢满禄的后代在大概七、八年前开始拍卖这些照片，这些底片有900多张，分为两个部分，每一批有400多张。这些底片全部是玻璃底片，所以清晰度达到极高的程度，可以看到细节。玻璃底片很沉，而且特别容易碎，拿起来很不方便，我们是五个人抬了五个箱子才把它们全部从法国运回来的。

十九世纪的玻璃底片原版的极少，我们已知的最早拍摄圆明园的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他的13张玻璃底片都在一个台湾的收藏家手上。谢满禄在北京只待了四年，就拍摄了大约940张照片，这个数量相当于目前已知拍摄过北京的十九世纪的所有照片总和的接近两倍。1860年，相机才传入北京，第一张北京的照片被拍下来。到1900年的40年间，这些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拍摄的照片目前能找到的有大概500张，也都不是底片。

谢满禄拍摄的系统非常杂，他拍了很多人物，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解读出来，一部分是法国外交官，一部分是当时中国的高官，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和太监，或者说是一些中层人士，包括僧侣。为什么一定要把谢满禄的这批照片也买下来，因为现在只有底片，人物虽然非常清晰，但不知道是谁。他的照片上有这些人物的名字，带有中文和法文的介绍，对照着底片，我的研究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了。这就好比我现在有中文和英文，但缺少一本中英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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